他乡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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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他乡的童年又名：无

分类：纪录片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2019

简介：教育，是中国各个阶层共同焦虑的话题，无数家庭穷尽所有把孩子送去国外，都是希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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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2-01

他乡的童年影评：我们仍未知道那天看见的童年是谁的同年

看过很多书籍中描写的外国教育，从未有他乡的童年这样给我的一种直击人心的震撼。同时考虑到教育局效应产生的影响，在此只讨论各个国家教育不同的理念而不是通过镜头展现出来的可能是摆拍的镜头。（因为本人才疏学浅，所以言论中定会夹杂着自己的片面理解，如有错误，还望大佬们不吝赐教）
芬兰
芬兰可能是北欧高福利国家的代表，芬兰社会高福利，贫富差距小，几乎没什么生存压力，并且连续两年蝉联全球最幸福国家称号。（说起这个幸福就不得让我想起有一年新年期间中央台的随机采访你幸福吗）。
芬兰整个社会信奉的教育理念是自由平等、无差别教育（因材施教），并培养终身学习者的教育理念。他们的自由平等不是挂在嘴边的某国标签化的24字真言，也不是某些西方大国双标式的人人生而平等（美国早期的黑人不算人，古希腊的妇女不算公民的狭义平等），体现在教育方面就是极度尊重学生个性，不同于中国打压式教育，他们不强迫孩子，学生拥有高度的自由，学校没有任何形式的考试，没有竞争制度，即使孩子不擅长任何科目，老师仍会引导他们发现自己的优点，并反思是否老师教育的方法不对，而不是中国一昧的指责教育，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另外他们还重视艺术，认为艺术是自我的表达，喜欢胜于擅长。
芬兰小学开始，就信仰一种森林教育，从人和自然的关系中探索人生的本质，这种高深的问题，在中国大学都不一定能过学习到的问题，芬兰用从小学就开始引导学生思考。即使是零下几十度也仍然被要求去户外活动，同时在森林中了解自然，带孩子们去学校附近的森林，寻找各种和比色卡颜色相同的东西，展开自己的感官去体会自然，见到不认识的树木花草也不需要孩子们一定给出标准答案，只要他们是用想象力做出的任何回答都可以。这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就被灌输需要标准答案的中国学生来说不能不说不是一记当头棒喝。（即使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小学课本中也加入了自己的努力：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
芬兰政府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从孩子出生就开始了，每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都会领到政府分发的育儿百宝箱，里面包含着育儿的各种物品，并且每年还会根据发展给里面中增添东西，让母亲感受到政府对于个人的温度。政府另一个给与母亲的温度是母亲可以带薪在家专心照顾孩子到三岁，并且整个社会氛围之中给予育儿妈妈最大的社会便利。芬兰政府同时对于教育者的重视也是一大亮点：成为教育者需要经历重重选拔，优中选优：并且给予教育者充分的信任，没有糟糕的评级制度（老师也是人人平等的），不需要写教案，并且给予教育工作者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薪酬，这样保证了教育者可以专注于教育。
教育工作者同时拥有过高的自我素养和教育方法也是不得不提的。教育工作者需要融合各个学科的知识，幼教同时需要本科以上学历，每个教育工作者的综合素质较高，同时他们还在不断学习提升自我。他们认为我的知识就是我能教给学生的，所以他们对于我的知识的提升也是非常重视的。芬兰的教育工作者强调个性化的定制教育，从不给人贴标签，也不贬低别人（点名批评某东方大国）。当孩子们不喜欢某个学科时，从不认为是孩子们出了问题，而是认为自己的教育方法出了问题。他们对于老师唯一的评估事，是不是教会了孩子们如何去学习这一标准。
同样的芬兰教育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他们现在已经偏离了资本社会的发展方向，似乎向着保姆型社会发展。同时这一代芬兰孩子缺少坚强，勇敢，竞争等意识，这也是芬兰教育缺失掉的部分。莱蒂坎加斯小学校长的教育观念中试图重新唤醒芬兰人的西苏精神（即力量与坚强），希望多一点竞争。

日本

日本作为在明治维新之后，系统的学习中国的教育方法，从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国家，在一些方面和中国是非常相似的，在另一方面也应该是今天的中国借鉴和学习的对象。日本社会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现在的社会背景是资源匮乏与少子化,同时重视教育，小学入学率超过98%，国民文盲率是0%。日本独有的日本精神即集体主义，巨大的凝聚力，严谨与细节。
日本的小学教育中，有一个奇特的部分：共振。通过体能训练，调整身体节奏，燃烧自身的能量。使用腹式呼吸和喊叫的练习，用声音传递情绪和意识，用身体来带动自我的表达。他们认为共振是个人对于集体的回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从而形成的集体每个人都会有回响相互共振，但不一定是相同的声音才能发出共振。，他们也认同和包容个人差异，而不是像机器人一样做同样的事情发出同一个声音。他们认为细节会影响习惯，从而形成了细节精神。特别在意和照顾别人的感受，做事要彻底，不给别人添麻烦。日本小学设计有一些细节，在门框上放置橡胶圈，如果随意关门的话就会导致门有缝隙，如果是在冬天，坐在门附近的同学就会感受到冷。用这样微小的事例，告诉学生们，在特别微小的事情上，也需要在意别人的感受。进门的时候设置鞋子的图案，提示学生应该把鞋子摆放到规定的位置上。如果没有摆放的位置上的话，校长也不会严厉呵斥，而是会用面部表情去提醒孩子们，你的鞋子没有摆放整齐。从小教育孩子们，需要分享和守护自己的东西。。需要和他人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要分享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更要懂得保护属于自己的资源。鼓励孩子们接触和感受自然，通过探索中得到孩童时期应该有的乐趣。腾幼儿园还会在学校中养小动物和种植植物，鼓励孩子们去看去听去想去问去摸。他们认为孩子的好奇心需要从小去培养，如果一个人到了20多岁看见洋葱的内部还会发出，哇，这也太美丽了的感叹的话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可悲。
日本的教育者也在思考，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幼儿园更应该负担起什么样的角色和什么样的作用。。朋友儿园园长得是幼儿园中最爱玩的人，他可能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大孩子，用孩子的视角看问题，才能解决孩子的问题。日本的老师则会以身作则，自我提升，特别认真的倾听孩子，做一个认真的倾听者。
日本的家庭生活中，有一种近乎于中国人不理解的教育方式。在三四岁的时候就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让他们每天自己独立洗漱，穿衣，吃饭，收拾和整理自己的书包以及课桌卫生。同时日本的家庭生活定位也比较特殊，父亲则是一门心思在赚钱上，几乎不参与孩子的教育，而母亲则是一个专职的教育角色。有了孩子之后，一心专注于孩子的教育问题。
同样的日本社会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由于过度重视集体性从而忽视了个人感情的表达，压抑了自己的情绪。导致现在他们也推出了催泪教育法，提供表达自己发泄自己情感的机会，日本的校园霸凌问题也由来已久，日本社会也在积极的寻找解决校园霸凌问题的方法。他们认为霸凌是集体教育的一个副产品，在小学的时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从而形成一个孤立的小团体，当团体人数发展壮大的时候，不参与团体的人就会成为孤立的个体，从而变成被霸凌的对象。
他们的幼儿园对于这样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越来越鼓励个人和情感的展示，并且包容更多的个性，给予孩子更多的自由和选择。在认同差异的同时，社会形成一种更加包容的氛围。

印度

印度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他们自己称自己是在混乱中制造秩序，印度社会环境混乱，贫富差距非常大，教育资源非常的不足。印度秉承的教育理念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比问题本身更加重要。。
印度人的工作和生活，总能在混乱中找到前进的方式，他们称之为juggad(翻译过来就是替代方案)。他们总是不等自己有了完美的想法就开始做，而是在开始做的途中一步一步完善。也就是他们说的，在混乱中制造自己的秩序。
印度所存不多的学校，现在越来越接受多样化的教育理念，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引起思考，也并不接受一个问题，非得有一个标准答案，认同每一个人自己的观点，由于没有标准答案，所以也不会用好和坏去批判孩子们，或者去给孩子们贴标签，使得孩子们的天性充分被尊重和释放。他们现在特别鼓励表达和辩论，并不认为老是被挑战，就是失去了尊严，相反他们认为这是老师的荣耀，即使学生的观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他们也同样会去接受，并尝试引导。
在印度的贫困地区，有一些人开始兴建云中学校，在贫困地区兴建电脑房，鼓励孩子使用现代化网络平台，即使孩子们是在最贫穷的村庄，也应该让他们在信息时代和贵族学校的孩子一样，通过互联网看世界。当他们开始使用电脑的时候，由于看不懂英文，或者其他语言，他们就会在搜索引擎上面开始自发的学习这些东西，然后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的，形成一种自发学习的氛围。。因为一台电脑附近，有很多个座位，这种小组可以更加有效的自发组织，并且主动学习，拥有更多的学习空间。无论是捐过来的书籍或者是电脑，都是孩子们的学习资源，要让以小组为单位的孩子们学习到如何去使用这些东西才是更重要的。
因为印度长期的贫穷与落后，以及宗教制国家数千百年来的影响，在印度现在还有很多禁忌没有被打破。在很多印度农村谈论月经是一种禁忌，几乎没有母亲会给孩子们教授月经的知识，甚至连谈论这件事情也是一种禁忌，。这种房间里的大象，限制了印度的女性在学校的学习。。在印度大约有57%的女生在青春期会辍学，，不仅是因为这一见解，更是因为印度最大的问题，公共基础设施和卫生的问题。
在混乱与落后中，总有个体在努力改变，相互启发和影响，在印度，现在也有很多开眼看世界的人，他们用自己个人的力量，在改变印度的性别歧视，他们编写月经百科全书，成为了印度的青春期生理启蒙，帮助孩子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性别问题，重视和提高女性的教育，这本书已被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用做早期性教育的教材。在这里就不得不说某个东方大国，在这一问题上还存在着偏见与傲慢，虽然我们之中也有李银河教授等人和其他社会团体一直在谈论性教育，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
印度人是最没有规则意识的，所以他们非常擅长管理学，去管理未知的事情，财富杂志显示，世界500强中有30%的公司CEO是印度人，这也值得我们去深思

中国
对于中国问题，我会觉得中国现行的教育是延续了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科举制选拔人才的制度。这种制度存在的目的，在当时是为了维护封建资本阶级的统治而存在的。使用全国统一的教材，是为了束缚人们的思想，把人培养成一种机器，一种只为国家利益，而努力奋斗的机器。同样的，中国数千年来文化中，生存于中国人骨子里的君臣父子纲的思想，也在束缚着中国教育的前进，这种思想下，学生和老师永远是对立的，这非常阻碍教育的发展，同样在家庭中，父子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存在上下级的。由于这种阶级文化的存在，导致人跟人之间无法做到平等的沟通。没有平等，就不能去谈自由。而且在中国，我们学习了太多的技能化的知识，而忽视了更多的常识性的教育，导致在网络中，存在着很多网络愚民。。在英国教育的一集中即使是像周益军这样的老师，也会问出那个英国富人，有钱为什么不帮助自己的国家而要去帮助别人的国家呢？这个问题可以在陈嘉映教授的旧文中找到答案。

陈嘉映：救黑熊重要吗？
一、我做的事情重要吗？
　　一次，跟几个救助黑熊的朋友聊天。他们说起常听到的一个质疑：你们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去救助黑熊？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人更重要还是熊更重要？听到这样的质问，朋友们有点儿困惑——是啊，为什么？难道儿童失学不比黑熊受苦更要紧吗？救助黑熊是不是有点儿中产阶级的矫情？事实上，我不止一次听人这样评论动物保护人士、四合院保护人士。
　　我不是特别肯定，救助失学儿童一定比救助黑熊重要，但我这种看法说来话长，放过不表。就算救助失学儿童更重要，似乎还有些事情比儿童失学更更重要。艾滋病村里的孩子不仅失学，还面临生命危险。那里的成年人也在等待救助。流浪汉无家可归缺衣少食，被拐卖的孩子沿街乞讨还受到帮主虐待，为自己的最低权利抗争的百姓被投入牢房。如果可以问救助黑熊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能不能问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艾滋病患者呢？
　　当然，如果连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都该受质问，天下人谁还不该受质问？索马里的孩子在受难，这个法国人却跑到北京来为四合院奔忙；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有人却还在书房里写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有人在反复训练以把百米成绩提高0.01秒，甚至还有人在花前柳下谈恋爱，在音乐厅听歌剧，在饭馆里嘻嘻哈哈喝酒。环境保护，动物救助，失学儿童资助，这些活动，我自己东一点儿西一点儿参与过，可我大半时候在写论文，带孩子，时不时到饭馆里跟朋友喝酒。
　　我们问救助黑熊的人士而不问在饭馆喝酒的人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也许是因为救助动物和救助失学儿童这两件事离得比较近，这两种人都在做好事，有可比性，在饭馆喝酒的人已经无可救药了，懒得去质问他。可是，问题还是摆在那儿：音乐厅里的听众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我在饭馆喝酒的时候，可曾想到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我写论文的时候可曾考虑过，世上有比写论文更重要的事情？
　　二、我跟我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
　　一起聊天的朋友中，有一位本来不知道黑熊胆汁的营生。有一天她去会两个朋友，他们正要到一个黑熊养殖场去，试图说服老板不要再做从黑熊活体抽取熊胆汁的营生。她跟着去了，第一次看到黑熊的悲惨境遇。这个养殖场养着上百头黑熊，它们被一头头分别关在自己的囚牢里。囚牢用水泥砌成，装着厚厚的铁栅门，囚牢很小，黑熊在里面几乎不能转身。这些黑熊每天被抽取一次胆汁——把导管插入熊胆，胆汁顺导管流出。黑熊个个可怜无助，有些在插入导管的操作过程中伤口感染，痛苦异常，有些奄奄一息。这位朋友初次见到这个场面，深感震动。她从前从来没有去想过黑熊，可从那天开始，她投入了救助黑熊的活动。
　　把这位朋友牵入动物保护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而不是对世上林林总总事业的全盘衡量比较。回顾我们行来之路，哪件事情没有几分偶然？你大学进了化学专业，因为你中学第一次知识竞赛化学卷拿了满分；她后来研究宋词，因为教语文的中学老师长得又帅又特别喜欢讲李清照；并不是，至少主要并不是，化学比物理学更重要，宋词比离骚重要。我们是些偶然在此的生物，作为偶然在此的生物爱上这个，做起了那个。
　　百八十年来，“选择”一直是个时髦的词儿。婚姻自由允许我们选择老婆或老公，自由报考允许我们选择上哪所大学，自由迁徙允许我们选择到上海工作或者到兰州工作。当然，选择差不多总是双向的。我成绩平平，我倒想报考北大清华，人家不选择我；我不爱说谎，倒想当政府发言人，人家不给我这个职位。不过，我这里要说的不是对选择的这类限制，而是要说，即使在我的选择中，也有我的不选择。救助黑熊是我自己的选择，没谁强迫我去，然而，我为什么不选择救助艾滋病人？当然不是因为艾滋病人不如黑熊重要。我被牵进了救助黑熊的活动，我被带到了黑熊养殖场，我看到也感到黑熊可怜，我的好朋友在做这件事，就这样，我被牵进了这个活动。我们并非既站在事外又站在自己之外，一方面计算自己的种种条件，一方面计算候选之事的种种利弊，然后做出理性的决定。我也许可以这样刻画我买股票时的情形，这样刻画我在婚姻介绍所挑肥拣瘦的情形，但有血有肉的生活不是这样。
　　不时有年轻人问我：天下学说林立，哪些是最重要的学说？我该选择研究哪种学说？尚未入门，或有此一问，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待你入学渐深，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不相干，你不再是做你选择做的，而是它不由分说地卷着你去做。在婚姻介绍所里，你东张西望挑挑拣拣，找一个你的条件够得上的最佳候选人，这时候，婚姻生活还没有开始。你们结婚十年，对方的优点、缺点、相貌、情性，一切都不再是你站在对面权衡评价的东西，它们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你欢喜、埋怨、珍惜。生活深处，世界不是分成你和你要选择的东西，你跟你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如果只关心选择，不妨说，随着生命的深入，一个人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然而，生命不是一道关于选择数目的数学题。布里丹的驴子总保留着选择的权利，结果饿死了。与命运为侣一道浮沉就好些吗？我觉得比总在站在外面好些，虽然命运本身不是什么甜美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到对面，然后按重要性加以排列。在这个表格里，救助艾滋病人也许比救助濒危动物要紧，救助濒危动物比在饭馆喝酒要紧。我们该请哪位理论家来做这个“价值排序”游戏呢？好，辟划天下的理论家为我们排出了次序。我们该按照这个次序先做最重要的事情，做好之后再做次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先来救助艾滋病人，然后再考虑黑熊？大家都来解决无房户问题，等天下寒士都有了地方住，再来建歌剧院？谁会依照这个影子次序生活？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按照一套固定的价值排序来生活，人人都争做影子次序里最重要的事情，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就无人去救助黑熊，那会是一个多么让人丧气的社会。
　　三、有些事情只可感召无可谴责
　　保护黑熊要紧还是救助失学儿童要紧？保障房要紧还是歌剧院要紧？这些问题当然会成为问题。它们总是在特定环境下成其为问题。因此，答案不会注定是：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先不管黑熊，在尚有无房户之前就不建歌剧院。
　　一个决定去做一年志愿者的青年，也许正在考虑他去做动物救助还是失学儿童救助，对他来说，这是个真实的问题。它是真实的问题，因为它是我们自问的问题，而不是别人加到我们头上的问题。若他饫甘餍肥，既不关心动物保护，也没打算去帮助失学儿童，他只是质问你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而去救助濒危物种，他提出这么个问题是啥意思呢？
　　那么，只有对我重要的才重要？这里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吗？不，正相反，只对我重要的事儿一点儿也不重要；救助黑熊当然不是对我重要，是对黑熊重要，救助失学儿童不是对我重要，是对失学儿童重要。我只是说，无论它多重要，都要跟我相连，不仅要跟我的能力相连——制止霍乱重新泛滥极其重要，但我对此无能为力；而且要我有那份缘分去跟它相连。道不远人。
　　画家并不每次站到画布前都自问：我做的事情有多重要。倒可以说，他总在考虑怎么把画画好。并非他总是自问：我怎样把画画好。而是他在构图时在着色时，在所有时间里，都在做着怎样把画画好这件事情。我们的一切品质一切愿望都在从事本身中获得意义。当然，在特定的情况下，他可能停下来问自己：我真该一直做这个吗？我不该离开画室去做个流浪歌手吗？与命运为侣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主动改变习惯，改换追求，不可以离婚或剃度出家。然而，这一点应该是很明显的吧——这时，你不是站在各种选择外面计算利弊，绘画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家庭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在你自身中选择，不，选择这个词太轻了——你要从你自身挣脱。你与自己的生命对质。实际上，一辈子嘻嘻哈哈喝酒一辈子研究海德格尔而从来不质问自己的人，从来不与自己的生命对质的人，已经丧失了意义。即使你在做通常认为有益的事情，例如救助黑熊，你就不曾自问过：这里有没有中产阶级的矫情？但在这里，也只有自己能够质问自己。在该自己质问自己之际你却闪了，别人的质问又于事何补？
　　我们做一件事情，尤其是从事某项有益的事业，难免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我认识不少投身或参与各种公益事业和正义事业的朋友，有扶贫的，有资助失学儿童的，有救助黑熊的，有维权律师，有人权斗士，他们用各种方式号召、感召人们参与他们的事业，但他们并不质问更不谴责谁。不像从前的传教士那样，用不皈依就下地狱来吓唬咱们。为了感召更多的人参与扶贫事业，他提供关于贫困人口各种情况的可靠数据，拍摄贫困地区悲惨图景的照片，讲述巨大贫富差距的危害，但他不谴责。当然，他谴责花天酒地为富不仁。我说的不是这个，不从事扶贫事业的人也谴责花天酒地为富不仁。
　　我们谴责眼见幼童落水不施援手，但我们不谴责没有积极投入扶贫活动或救助艾滋病人的人。幼童在你身边落水，那不是发生在你身外的一件事，那是你不能不全身心感到的事情，那是你铁定的“缘分”。我们并非遇事才做选择，我们的基本“选择”，是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那些从事公益事业和正义事业的朋友，他们做那些事情，体现了高于常人的德操，但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体现了更高的德操才去做的。他们被牵进了这些活动。你培养自己的德操，你就被牵进有德的活动；你放纵自己的恶习，你就被牵进恶俗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