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美人

评分：

6.0 还行

原名：Pasqualino Settebellezze又名：七淫七纵七美女 / Seven Beauties

分类：剧情 / 历史 / 战争 / 犯罪 / 地区：意大利年份：1975

简介：帕斯夸利诺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个小混混，因为家里有七个姐妹，他也被人称为“七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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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3-11-29

七美人影评：“生存的代价” ——对“人格”之丰富的最根本的掏空

“生存的代价”

常识告诉我们，人们的实际生活，具有丰富经验和实践的真实个体的实际生活，是不能被降低为意识形态的“自觉”化身的。但我们应该抛弃的恰恰是这种对非意识形态的生活世界的依恋。所以，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对戏剧作者的忠告不仅在美学上是正确的，同时也具有一种深刻的道德合理性：

舞台上的角色应该单调，就像时装秀上的衣服一样：你所得到的不应该比你看到的更多。心理现实主义是可憎的，因为它允许我们通过遁入角色的“奢华”，在个体性格的深度中迷失自我来逃避令人不快的现实。作家的任务是阻止这样的逃避，把我们驱逐到某一点上，让我们用冷静的目光来直面恐怖。

换言之，我们应该抵制这样的诱惑：用我们人格内容的丰富来填补空虚。
【注：当我们被迫这样做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用荒诞的猥亵来破坏我们被迫去做的事情。当帕特里夏•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被邀请到瑞士的一所小学去给学生们上一堂关于如何帮助大人的富有教益的课时，她列了十条孩子们可以在家里做的事情，比如，把不同瓶子里的药丸混在一块（把泻药放到止痛药里，等等）。】

两部快被遗忘了的经典电影就展示了这样一种对“人格”之丰富的最根本的掏空，它们将一个生存的主体揭示为一具被剥夺了实质内容的躯壳。

首先是里纳•惠徳穆勒（Lina Wertmuller）的《七美人》［Pasqualina Sttebellezze］（它是罗伯托•贝尼尼［Roberto Benigni］《美丽人生》［La vita e bella］的真正配对物。为了弄清贝尼尼电影的问题在哪，我们要做的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设想同一部影片发生了一个改变——父亲“高尚的谎言”失败了，他的儿子死了。或者另一个版本：最终，父亲发现他儿子始终都知道自己在哪，即在集中营里，但为了让父亲活着好受一些，他假装相信父亲的故事）。《七美人》是有关生存主义的终极影片。它的高潮包括一个独一的性场景，这个性场景，除了哈内克（Handke）的《钢琴教师》（The Piano Teacher）之外，或许是电影史上最痛苦的。其倒错的扭曲不得不让人回想起大卫•林奇（David Lynch）《我心狂野》（Wild at Heart）中怪诞的时刻。为了在集中营里生存，男主角（吉安卡罗•吉安尼尼［Giancarlo Giannini］饰）决定勾引囚犯头子，一个冷酷、丑陋、肥胖的德国“悍妇”。这一举动的恐怖就在于他是典雅爱情的场景中和一个母性之物和/或女人做爱，他的全部小命都搭在这个绝对反复无常的女主宰的一时之念上：在做爱过程中，她依旧冷酷、不苟言笑，没有发出享受的哼哼或呻吟，只是打了一次哈欠——一个名副其实的“奈瑞贝科”。

【注：对任何熟悉斯拉夫语的人而言，美丽性感的俄罗斯女高音安娜•奈瑞贝科（Anna Netrebko）的姓氏含有一个明显的讽刺：“treb”是“需要”的词根，而“ne”是否定的词根，所以“Netrebko”信息就很明确了：她，性欲的符号，“不想要”，对性不需要——这可以让她成为一个无情地操控男人的女主宰。】

当帕斯夸利诺试图通过意淫让自己勃起时，女主宰看穿了他，认识到勾引只是这个“地中海可怜虫”纯粹的求生意志的一种表达而已，并把这种活命主义的态度同德国人为荣誉而牺牲的美德做了比照。（讽刺的是，在帕斯夸利诺这个人物身上，这种活命主义的现实是和凄凉而戏剧的荣耀的那不勒斯场景截然对立的，后者从属于从罗西尼［Rossini］到塞尔吉奥•莱昂［Sergio Leone］电影的带有生命之过度的意大利戏剧血统。）完事之后，女主宰提拔他为营房的头子，旋即就命名他选六个囚犯处死——不然，他也性命难保。于是，他亲自射死了他最好的朋友。这就是他生存的代价：他一个人活了下来。在影片的结尾，他在战后返回了家乡，向一个年轻的妓女求婚，只是为了生尽可能多的孩子来为生存作保证。当他母亲惊喜地欢呼道：“你还活着！”他在长久的沉默后回答说：“是的，我还活着！”——这是电影的最后一句话。他真地还活着吗？在集中营的最后一个场景里，活着的一个真正的行动，对他来说难道不是在自己被杀掉前用枪打死囚犯头子和其他的看守吗？对于“死后有没有（永恒的）生命？”这个标准的唯心主义的问题，我们应该用唯物主义的问题来反驳：“死前有没有生命？”这是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在他的一首歌里提出的问题——使唯物主义者感到不安的事情是：我真地在此处和现在活着吗，或者我只是一个苟且偷生的人性动物，无所事事而已？我在什么时候是真正地活着的？恰恰是当我施展了身上“不死”的驱力，生命之“过多”的时候（埃里克•桑特纳［Eric Santner］）。当我到达了某一点，不再是我直接行动，而是“它（es）”——基督徒所谓的圣灵——通过我而行动的时候，我便到达了绝对。

【来自齐泽克《活在末世》中有关好莱坞意识形态退化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