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终于看了电影《金翅雀》。看完觉得，电影没有评分表现的糟糕。书本已经在搬家中丢失。情节和引用只能凭借记忆。
先说说妮可·基德曼饰演Mrs. Barbour。妮可在预告片里出现时，我以为她是Theo的母亲，当知道是Mrs. Barbour的时候，心中觉得有点不适，却说不出来为什么。也许，妮可在我心中总要演女神一样的角色。Theo的母亲算得上，Park Avenue上的Mrs. Barbour不是。这甚至导致了我对电影版失去了兴趣。然而，我喜欢上了她对前期Mr. Barour的演绎：矜持，理解，懂得分寸，但是让人能感受到，她也是在过着战战兢兢的生活。这是小说中隐含的情节：Mr. Barbour患有bipolar, 经常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而Mrs. Barbour，既要维持家庭的体面，又要与这样的丈夫同处一个屋檐下。
其他的选角，有与我的想象完全契合的，让我热泪盈眶，比如Andy和小时候的Pippa。有的中规中矩，但不惊艳，比如Kisey。最遗憾的是长大后的Pippa，那种骨子里的甜腻，让她成了Kisey的同类，而不是对照。而不是”永远裹在毛衣里，就像一个五彩的大茧子”，“身体发育似乎就停滞在爆炸发生那一刻，之后就不再长大”的女孩。
Boris，在想象中，一直是一个金发的男孩子。从Theo去拉斯维加斯开始，我一直期待着Boris的出现。黑发Boris的形象，让我一时有些心惊。然而，无论如何，当Boris出现时，我觉得，Theo安全了。
在我的记忆中，Hobbie是一个像海格一样的存在（正好应对了Boris给Theo的绰号，Potter），高大，带有点粗粝。刚看完《西部世界》第二季，Jeffery Wright文质彬彬的形象还在，于是有点错乱。但在看到Hobbie对幼年的Theo演示和讲解两把椅子的不同时，那个记忆中的Hobbie又回来了。我很欣赏Jeffery Wright对不同角色的演绎。
在《权力的游戏》最后一季播放时，有人告诉我，在剧集化之前，他们已经是冰火世界的粉丝了。我现在有点后悔，应该问问他们对电视的感受，有什么满意之处，有什么不满之处。这并不是要把电视比下去，而是在这种比较中，我开始看到我对文本的理解与他人对文本的理解的区别，往往，这会开拓出一个新的世界，比如妮可演绎的Mrs. Barbour。
在短评里，我写道：
Boris掉包了Theo的《金翅雀》，为何多年都没有被发现。在小说中，Theo将画缝进了枕头里，如果每看一次，就要取出来后再缝回去，又在Hobie的家里，想来也不甚方便，所以没有发现。而在电影里，Theo与画之间只有几层报纸包裹的距离，又是储存在一个仓库里的。Theo却也一次都没有拆开。后者的设定，初看不太合理，但是如果想到，画本身对于Theo只是一个象征物，抑或是创伤回忆的寄托。 Theo不需要时常观看这幅画，他只需要知道这幅画存在着，在他的身边。那么，电影的设定其实表达了另一个角度的真实。
这是我刚看完时写的，为什么在诸多的剧情中，只有这个仓库的设定让我觉得如此不适，强迫我去思考？这让我想了很多。我想，是我把自己代入了Theo这个角色里，如果经历了这些痛苦和无助，手边只有一幅画，那么我唯一的慰藉就是观看它，从视觉美中解脱自己。在小说中，Theo总是“go straight to the best pieces”(Mrs. Barbour的原话)，他对视觉美有一种天生的把握，可以在小小年纪就进入审美的体验。但是显然，把枕头改成报纸，把Hobie的家改成仓库，导演似乎有一种不同的理解。对这“另一种解释”的发现，是因为网上的一段关于“外在灵魂”的话，来源于杜克大学的《比较文学》，作者是Yuri Corrigan*。
本文探讨了唐娜·塔特（Donna Tartt）在《金翅雀》中对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少年》，《白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改编，作为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非正统和神学上受创的创伤理论的指南。文章认为，两位作者都是通过“外在灵魂”的古老民俗原型（将内在本质转移到外部物体中以进行保管）来对待创伤性记忆，并将愈合过程视为试图将外在灵魂及其不想要的记忆带回身体的尝试。这种主题使两位作家都可以用现代世俗的术语重新构想灵魂的概念：在塔特的创伤后“灵魂丧失”概念中，它是自我道德和审美再教育的关键阶段，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创伤将自我开放给更广泛，压倒性的宗教经历。塔特在《金翅雀》中使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突显了这位俄罗斯作家对当代创伤研究的价值，可以代替现行的经典。
有人说，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发现爱情，发现大海。但是，我宁可后来人先发现的是普鲁斯特。诚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容易让人着迷。但是过于浓烈极端的情感，对成长中的人不是好事。Boris在小说快结束时说，在读完《白痴》后，我一个晚上没有睡着。为什么Myshkin公爵一直正道而行，到头来却毁灭了一切（Nastasya被Rogozhin所杀，Myshkin也成了真正的白痴）。借由这个例子，Boris告诉Theo，私藏《金翅雀》，最终让其它被盗的名画重见天日。这种因果并不能为人预计，Theo不用为此自责。Boris这个人物，似乎拥有原作中最高的人气，而我，喜欢上这个人物，则因为以上这番话。
在我眼中，《金翅雀》是有关于美与解脱。而以电影版则侧重于愧疚与救赎。Theo认为妈妈的死是自己的过失（Boris的因果论也许解开了这个心结），Pippa认为Welty的死是因为自己执意要去参加Audition。这种愧疚导致了Theo成了瘾君子，导致Pippa不敢回到纽约，因为”每一个街道的拐角，都会让我想到那一天”，却也连结了这两个小孩。
在电影中，艺术的成分被大大缩减了。Hobie是如何走上古董家具修复这一道路的，还有Welty的残疾与他对马奈的钟爱，在电影里都被隐去了。想要说的是，因为《金翅雀》，我才开始在艺术馆中留心寻找马奈的踪迹。不过即使如此，我并没有异见，如此长的小说，在包容到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确实需要取舍。
能写那么多，想来，《金翅雀》还是进入了我的内心的。这让我多少有点意外，因为我原不以为自己对《金翅雀》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写这些话，还有一个原因是昨天看到的一段有关当下虚构作品的评论，来源于Riesling：
现在读青年作家的虚构作品，还是一个感觉：不得劲。他们不能用一个问句是把握这个时代的病症，他们会用很多比喻句去形容鱼罐头般的生活。因此当代中国的虚构文学回答不了自身的困境，也回答不了我们大多数人的困境，连问题的表述都非常碎片化，无法引起身心的共振。 对于成年人，阅读更像是寻找工具和答案的迷途，我们要去找到生活在当下、过去和未来的同类，从他们的处境中镜像透视自我，再找到属于每个人自己的答案。 这可能也是非虚构这两年大火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非虚构在猎奇或者煽情。而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已经太远了，人对于自身处境的认知也越来越麻木了，所以我们需要真实故事来唤醒自己，去看看别人，然后，跟着一些醒着的人，去找找方向。
对于这段话，我既有同意，也有不同意。我以为，虚构如果真要深入人心，则要做到既“近“又“远”。所谓“近”，是共鸣，也就是以上所说的“身心的共振”，“从他们的处境中镜像透视自我”。但是，文学并没有“把握这个时代的病症”的责任。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进展，比如Robert Sapolsky的《Behave》一书，已经可以揭示出部分所谓“时代的病症”的内涵，其症结在于人类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如果想要了解“答案”，这些是更有价值去阅读的文本。但是，即使了解了症结，很多问题在当下依然是无解的。因此，在我看来，不免会让人觉得失望。而文学应该是更多面性的，丰富，有突破能力的，不应该囿于这些限制。
因此，做到“近”，考验的是作者对人类情感与思维的理解。这是底层，共性，与时代有关又无关。在《金翅雀》里，我这个读者找到的是艺术对普通人的意义，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艺术依然可以让人得到短暂的解脱，甚至是永恒的动力，在别人，也许有不同的理解。所谓“远”，是说作者不能永久地陷入当下，TA必须在适当的时候退一步观察。这既是为了不让读者因为过于熟悉而丧失兴趣，也是为了作者自己。考验的是作者的知识储备与以这些知识重构一个世界的能力。在《金翅雀》中，Tartt构建了一个纽约古董家具的世界。另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是Rachel Cusk。她的非虚构作品《Aftermath》会不时用到希腊神话，把看似琐碎的当代家庭困境与远古的传说相互对照。《A Life‘s Work》里也用了类似的手法，只是换成了英语小说。这几乎成了Cusk非虚构作品的一个特征。我想，这可能就是为了在“近”中加入一点“远”吧。
-- 2020年1月初稿
* “This essay explores Donna Tartt’s adaptation of Fyodor Dostoevsky’s novels The Adolescent, The Idiot, and The Brothers Karamazov in The Goldfinch as a guide to understanding Dostoevsky’s unorthodox and theologically inflected theory of trauma. The essay argues that both authors approach traumatic memory through the ancient folkloric archetype of the “external soul” (the inner essence displaced into external objects for safekeeping) and conceive of the healing process as the attempt to bring the externalized soul—and its unwanted memories—back into the body. This motif allows both writers to reimagine the concept of the soul in modern secular terms: in Tartt’s conception of post-traumatic “soul loss” as a critical stage in the moral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of the self, and in Dostoevsky’s view of wounded memory as opening up the self to the more expansive, overwhelming trauma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Tartt’s use of Dostoevsky in The Goldfinch underscores the Russian author’s value to contemporary trauma studies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prevailing canon.” -- Donna Tartt’s Dostoevsky: Trauma and the Displaced Self, Yuri Corrig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018) 70 (4): 39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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