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的背叛

伯格曼用《婚姻生活》道尽了婚姻的一切，而这部讲诉伯格曼父母的“婚姻故事”，他却将执导的任务交给了奥古斯特而非自己。也许他认为离自己太近的事物必然会导致无意识的偏见和极端，又或者，他已在《芬妮和亚历山大》中塑造过一个严厉、暴力、控制欲极强、近乎于病态的教主继父角色，显然这样的角色一定带有伯格曼父亲的影子。而在《野草莓》中那个让子女后辈疏远、痛恨的父亲形象则更多来自于父亲对伯格曼精神世界的影响，仿佛伯格曼进入到了父亲的脑子里，帮助父亲悔过，替父亲认清自己。父亲的形象在伯格曼的电影里很少会展现阳光的一面，一个艺术家所创作出的作品多少都会带有私人的烙印。而此片中伯格曼“真正的父亲”果不其然的拥有着伯格曼电影里父亲们的特质：虔诚、严肃、固执、无趣、自我，甚至不近人情，而贫困的出身也让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充满了自我牺牲，尤其是出身优渥的母亲。关于富家女嫁给穷小子后无法忍受乏味、清贫的乡下生活的故事不计其数，一开始总是关乎于爱情，可婚姻生活的本质是消解爱情，这在《婚姻生活》里已经被郑重的告知，所以当爱情趋于平淡时，生活的触感变得越来越重要。母亲渴望牧师父亲接受斯德哥尔摩的神圣职位，但父亲却因为怀疑对方的信仰而拒绝了搬到大城市的契机。母亲的随和与顺从与父亲的固执和强势形成强烈反差，总有人要牺牲，“脾气好”的人往往是牺牲更多的一方。寄宿在他们家的男孩因为嫉妒和恐惧而试图将他们的孩子扔进河里，这是父亲代表上帝（爱）而接纳的男孩，却上演了一出农夫与蛇的戏码，而始终打算将男孩送走的母亲看似冷血实则更加理智。母亲与远道而来的弟弟纵情跳舞，而严肃的父亲却情不自禁的拒绝了母亲的舞蹈邀请，将欢快的氛围瞬间降到冰点。这一幕像极了尼采眼中的天主教教条和酒神精神的对抗，这对夫妻注定无法和谐共处。伯格曼对天主教的质疑同样出现在他的众多电影里，而通过父亲这个角色的塑造，似乎可以猜到这其中的动机与根源。最后父亲在失去母亲和孩子后深陷痛苦，最终接受了斯德哥尔摩的宫廷职位，这是父亲最大的妥协，只为换回爱情和亲情，两人在长椅上的对话和深情静默而炙热，就像《婚姻生活》里离婚后的夫妻两人重回热恋期一样，离别才能诞生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