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大视野：回望梁启超

梁启超是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他追随康有为，先是参与了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随后又成为“戊戌变法”的骨干分子。与此同时，其较为简单的民权思想理论初步形成。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异地再战。在国外，梁启超在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政治思想的同时，逐步摆脱了康有为的控制，政治思想特别是民权思想逐渐成熟。他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阵地，以攻击西太后和清政府、痛专制而倡民权为己任，大力宣传民权思想。这对于“伸民权”、“开民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启发了一代青年，有助于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转型。

“政治文化”的概念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政治学界提出的。以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卢西恩·派伊等比较政治学家为代表。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法律的反应。”

过去，对梁启超的“权生于智”的思想和“开民智”的主张评价很低，但从政治文化转型的角度来讲，这种评价是有失公允的。只要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就不难想象，既无一般文化科学知识，又不具备起码的近代民主政治意识的封建社会民众，怎么可能不经过思想启蒙阶段，在一夜之间就能胜任参与国家政权的重任？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这次逃亡成为他思想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经过这次变故，他失去了在国内已经得到的或可能得到的改良主义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在思想上实现了飞跃。在日本他可以暂时地脱离中国的政治界，使自己获得充裕的时间做更深刻的思考。他也得以免除在中国可能会加在他身上的限制与不便，可以自由地表达思想。他学习日语，从而能积极地吸收新思想，使自己的思想达到在国内所达不到的高度。他认识到在政治制度背后实际上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具体表现为国民的素质。在梁启超眼里，所谓国民就是能够将国家看成人民的公共财产；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由一国的人民来决定一国的大事，制定一国的法律，这样的人才能称为国民。他所撰写的《新民》，对中国人之品格、习性、智能上的弱点作了尖锐的批评。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又批评了中国人奴性、愚昧、虚伪等人格缺陷，指出国人这种集体人格缺陷是国家贫弱的根源，而具有这些人格缺陷的国人难以承担“国民”的责任的。所以，启蒙的第一要务是要将性格上有缺陷的中国人，改造成具有现代意义的“国民”。在日本，梁启超先是办《清议报》，并以之为阵地，攻击西太后和清政府，痛斥专制，提倡民权。随后开办了《新民丛报》，报上连载了他的《新民说》，为中国人设计了一套新的理想人格和社会价值观。他提倡以“群术治群”替代“独术治群”，通过改革课程、办学会的方式，意图借此“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梁启超认为只有广开民智，民权才有可能实现。

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在政治文化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其中包括当时人们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态度、信仰和情感的微妙变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以及人民对公共事物的大量参与等，标志着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步。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对清政府的猛烈抨击，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看法，从而造成了传统权威的动摇；对民权思想的大力宣传，促进了国民的国家意识以及自由平等权利等具有现代观念的政治思想的形成。随着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念的变化，对人民应有权利和义务认识的深化，对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认识得到大大的提升。正是在这种参与型政治文化影响之下，近代的中国人才能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现代化选择各种救国方案，并身体力行，铺就了20世纪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宏伟图景。时至今日，这种文化滋养下的政治体制变革对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下而言仍然是有很大的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