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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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敦煌又名：The Art of Dun Huang

分类：纪录片 / 历史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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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4-07-16

敦煌影评：解说词第9集

第九集《敦煌的召唤》
“一个月的汽车颠簸生活结束了，我们于1943年3月20日下午到达安西，从安西到敦煌的一段行程，连破旧的公路也没有了，我们雇了十头骆驼，开始了敦煌行的最后旅程。一眼望去，只见一堆堆的沙丘和零零落落的骆驼刺、芨芨草，塞外的黄昏，残阳夕照，昏黄的光线被灰暗的戈壁滩吞没着，显得格外阴冷暗淡…… ”
留下这些文字的人叫常书鸿，后来被称为“敦煌守护神”。
1943年3月24日，也是农历春分的第二天，一支六人的驼队来到敦煌。他们来自重庆和兰州，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派来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他们是龚详礼、李廷赞、陈延儒、刘荣增、辛普德和常书鸿。从甘肃的安西到敦煌一百二十多公里，驼队走了三天三夜。而从巴黎到敦煌的路程，常书鸿走过了更为漫长的六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群来自中国的青年美术家聚集在艺术之都巴黎，他们与同时代的徐悲鸿、刘海粟等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西洋绘画艺术的先驱群体。
这其中有两个人跟敦煌发生了不解之缘。一位是王子云，着名雕塑家，刘开渠、李可染、吴冠中都曾师从于他。另一位就是常书鸿，毕业于着名的法国里昂艺术学校，他的作品已经多次入选巴黎沙龙展。在这个崇尚艺术的地方，这群来自中国的青年美术家，都以各自的成就树立了与法国艺术家相当的社会地位。
“三十年代在巴黎的都是单身，所以大家周末都到我家聚会。那些艺术家搞雕塑的、搞油画的、绘画的，都在我们那聚会。”常书鸿已经在法国生活了十年，在很多人看来他已经属于这里。
“有一天我从卢浮宫出来，沿着圣杰曼大道散步，顺便遛到塞纳河旧书摊，去浏览一下内容丰富的书籍，忽然发现了一部由六本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这部图录是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从中国甘肃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三十年后，它让一位浸淫在西方油画世界里多年的中国艺术家看到了敦煌艺术的魅力。
《常书鸿日记》：“这距今一千五百年的古画，气势雄伟的构图，其笔触的奔放甚至于比现代野兽派的画还要粗野，这是多么新奇的发现呀，我十分惊讶。”
“他惊讶了，他说我在法国追求艺术结果我们的根、艺术的根，应该看来还在我们自己的祖国。他说我回去一定要回到那去，要了解个究竟，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回来就讲他一直以后就想一定要回去，一定要到敦煌去。”
塞纳河畔与敦煌艺术的相遇似乎成为一种召唤，不久，常书鸿接受了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邀请，回国任教。
1936的北平，战争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烈，在此之前日本军队早已占领了中国东北，并继续将势力向华北推进。显然，这个离开中国十年的艺术家缺乏对时局的准确判断。常书鸿回到北平后不到十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城里的人纷纷开始南下。此时，常书鸿远在法国的妻女已在归国途中。
“带回来我父亲当年还留在巴黎的画，还有还有我母亲的一些小雕塑，反正大箱子小箱子我记得一大堆，在船上。到了上海我父亲接人的时候，我记得父亲说你带会这么多东西，我们现在要开始逃难。”
从1936年开始，为了躲避战乱，常书鸿随北平国立艺专先后迁至杭州、江西牯岭、贵阳、昆明，最后到达重庆。
（常书鸿日记）“那个促使我万里迢迢投奔祖国的敦煌，还在天边，在黄沙蔽天的漠北，可望而不可及，转眼四年过去了……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知识分子聚集而来，重庆成为抗战时期文化的中心。
而在中国大片土地上，中华文化惨遭践踏，几千年的文明古迹无可挽回地葬身在战火硝烟里。国家存亡之际，为了拯救和延续尚存的中华文化根脉，在未被劫掠的西北，许多知识分子瘦弱的身躯穿越在河西走廊，上世纪四十年代敦煌的历史上，记下了许多人的名字。

1941年3月，张大千率领夫人、儿子及随行九人抵达敦煌，当时张大千在国画上已经与齐白石齐名，素有：“南张北齐”之称，开始被国人和世界所瞩目。
一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大千的友人告诉他，沿着河西走廊往西，在戈壁深处，敦煌莫高窟里有大量唐宋时期精美的壁画。这个消息让张大千从千里之外的重庆来到敦煌。他们就住在千佛洞对面的上寺里，每日清晨，张大千由次子张心智陪同，进入洞窟，直到晚间方才离开。
敦煌四百多个洞窟，两千多身彩塑和四万多平方米的壁画，积淀着一千多年的灿烂艺术，这大大出乎了张大千的想象，让他无法割舍，他决定开始对敦煌壁画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临摹，本打算只在这里逗留三个月的张大千，归期一再更改，日子就这样拖了下来……。
1941年10月5日，这天是农历八月十五，视察河西走廊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突然来到莫高窟，专程与好友张大千相聚。张大千无限感概，他告诉于右任，敦煌艺术如此珍贵，但莫高窟乏人管理，长此以往必会颓败以至废弃。
于右任当即赋诗三首，其中几句是这样写的：“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这次相聚后，于右任决定建议国民政府设立敦煌保护机构，从而最终使敦煌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回溯历史，敦煌艺术得以保护，源于众多文化人士的关注和呼吁。
这幅绘于1942年的《敦煌千佛寺全景图》用四米多长的画卷展现了六十多年前敦煌莫高窟的全貌，作者是旅法雕塑家王子云。
像许多爱国艺术家一样，王子云在抗战期间回到祖国。1940年10月王子云发起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查团，沿河西走廊进行了四年多的考查。在敦煌近半年的时间里，考察团临摹壁画，实地拍摄了大量照片。当这些罕见的敦煌图片及写生在重庆展出时，震动了大后方文化界。
这是住在莫高窟中寺破庙里的学者向达，向达早年曾到欧洲抄写和研究敦煌散失的经卷。1942年他率领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古组到达敦煌实地考察，眼见千年佛窟危在旦夕，当即以笔名“方回”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额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呼吁保护敦煌。这篇文章很快激起了文化界对敦煌现状的同情和责任心，一时形成了舆论高潮。
此时敦煌影响日渐扩大，《中国科技史》一书的作者、英国人李约瑟参观过敦煌后也认为，莫高窟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国家纪念碑和博物馆。
1942年底，于右任向国民政府中央提出议案，请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1943年1月，教育部公布成立敦煌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常书鸿出任副主任委员，常书鸿终于踏上通往敦煌的道路。（常书鸿日记）“当一轮太阳从嶙峋的三危山高峰升起，我们完全被眼前壮观的景象陶醉了。”
1943年，初到敦煌的常书鸿，感受到莫高窟曾有的灿烂，也目睹了它眼前的破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