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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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台灣的白色恐怖歷史，也能成為全世界觀看、頒獎並真心認同的作品，你會選擇哪一段記憶？今年（2023）榮獲第80屆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的話題電影──《阿根廷1985》（Argentina, 1985，暫譯）──敘述一群年輕的阿根廷檢察官，冒著生命威脅與導致國家崩潰內戰的巨大風險，也要起訴軍政府獨裁統治下最有權勢的9名將軍，試圖在政治的現實壓力下，為那些被酷刑凌虐、甚至搭上死亡航班而自此在大西洋上空人間蒸發的3萬名阿根廷白色恐怖受難者，伸張真相遲來的正義。

《阿根廷1985》即將於2023年3月12日的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中，力拼年度最佳國際影片的影史地位。假若他們如願得獎，這將是史上第三部以「轉型正義主題」拿下小金人的阿根廷電影──但這對於2022年的阿根廷有什麼啟示？在遠離白色恐怖數十年後，為什麼看似題材老舊的《阿根廷1985》，卻能在阿根廷激起歷史性的票房與全國跨世代觀眾的「正義」共鳴？

一部電影，重返阿根廷轉型正義關鍵時刻

對於阿根廷人來說，2022年是魔幻而矛盾的一年。在這一年，阿根廷又一次瀕臨經濟崩潰，國內政治也因正副總統深陷重大貪腐弊案的內鬥而引發信任危機；但同時，阿根廷卻在暌違36年後第三次贏得了世界盃足球賽冠軍，夢想不可思議地再度成真，讓整個國家一掃長久陰鬱，「快樂」也難得地成為整個國家可以安心擁抱、暫時不用擔心明天的情緒表情。但2022年的阿根廷，還有另一件意外的影視驚喜，掀起社會更大、更重、更具希望也更懷愧疚的討論旋風──《阿根廷1985》。

這部由Amazon製作、全球線上串流放映並受到國際影壇熱情肯定的法庭電影，講述的是阿根廷歷史上最關鍵的轉型正義時刻：1985年阿根廷民選政府究責軍人獨裁暴行的「軍政府大審判」（Juicio a las Juntas）。片中以當年負責起訴的司法團隊為主角，敘述脾氣暴躁的傳奇檢察官史崔瑟拉（Julio César Strassera），是如何於短短的5個月內與一群年輕且毫無經驗的菜鳥合作組團，力圖在政治阻礙與死亡威脅下，為整個國家的受害者們，證明阿根廷軍事獨裁政權的暴虐與「有罪」。

2022年秋季上映後，《阿根廷1985》迅速轟動國際影壇，除了贏得2023年金球獎最佳外語片，還入圍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影片的最後提名片單，不僅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Lionel Messi）罕見發聲推薦（「讓我們奪下第三座金盃吧！」），在阿根廷國內院線上映的短短3週更吸引超過百萬人觀影，阿國各地電影院甚至出現數十年都不曾有過的排隊搶票潮。

不過《阿根廷1985》的真實故事，本就是阿根廷國民耳熟能詳的課本歷史，為何這段「大家都知道」的重大事件，卻能引發跨世代觀眾的巨大迴響，甚至重新觸發阿根廷社會對轉型正義的記憶爭辯？

7年軍事獨裁下，電燒酷刑、海上空拋處決的殘酷迫害史

若以2022年的現代視角回望，追求真相平反的轉型正義，是國家進步不得迴避且理所當然的道德責任。但在阿根廷剛擺脫軍人專制不久、好不容易才重回民主化的1985年，要伸張正義、追訴軍政府獨裁最有權力的9名將領，卻是足以動搖國本、甚至讓整個國家瀕臨武裝內戰的超高風險賭局。

1976年～1983年的阿根廷軍政府獨裁時期，是美洲現代史上最殘酷的一頁。在美蘇冷戰高峰的1970年代，遭遇經濟衰退與社會混亂的阿根廷，與巴西、智利等拉美鄰國一樣，因為社會階級與資源分配的巨大落差，而陷入了極為激烈的左右意識形態對抗。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擔心拉美左派的抬頭，恐讓蘇聯趁勢擴大在南美洲的戰略影響力，遂發起「兀鷹行動」（Operación Cóndor）透過情報與軍事合作的網路，在南美各國建立了一個肅清社會左翼的獨裁者同盟。

之中最受美方倚賴的在地力量，即是魏德拉將軍（Jorge Rafaél Videla）所領導的阿根廷軍隊。阿根廷軍方於1974年開始，就以反恐為由，在阿根廷國內發動被稱為「骯髒戰爭」的大規模政治迫害，魏德拉將軍最後更在1976年3月24日發動軍事政變，以「國家重組進程」（Proceso de Reorganización Nacional）為口號自立為總統，拖著阿根廷進入軍人領導的戒嚴統治。

在國家重組進程的大旗下，軍方發動全國大掃蕩，強勢鎮壓政黨人士、學生運動、工會團體與左翼傾向的知識分子，甚至是猶太人與不符合天主教教義者皆被視為「國家之敵」──數十萬人遭到監控、逮捕或凌虐，其中超過3萬名阿根廷青年男女，更在未經審判的狀況下，遭到軍隊法外處決，並因「紀錄不明」就此人間蒸發。

這段時間，阿根廷全國各地都有軍政府的黑牢刑求營，像是首都市中心的「海軍電機學校」（ESMA）就是最惡名昭彰的虐囚黑獄。

根據阿根廷人權運動家、同時也是經歷ESMA刑求的生還者洛薩（Carlos Loza）回憶，軍政府當時的逼供手段，主要以虐打、水刑與性侵為主，但因為ESMA是通訊電機單位，刑求官還為此特別變出一套特色化的電擊酷刑──用通電的銅線硬插入被害者的下體、肛門、甚至尿道，反覆凌虐直至被害者昏死或體內灼傷──這套刑罰，即被用刑軍官戲稱為「阿根廷鐵串烤肉」（Churrasco）。

但ESMA泯滅人性的酷刑，不只為了屈打成招，更用於「分類」政治犯的等級。運氣好、被判斷為威脅性較低的囚犯，會被轉送一般刑事法庭定罪入獄，作為向國際社會與司法系統交差的數據；威脅較大或不能讓刑求證據公開於世的被害者，除了死在獄中被埋入郊區的萬人坑，阿根廷空軍每週也會從ESMA定期接走一批處決名單上的囚犯──他們會被提前注射鎮靜藥物，然後拉上空軍的運輸機，從高空中被拋下大西洋外海。

阿根廷空軍的空拋處決，即是後世所知的「死亡航班」（Vuelos de la muerte）──軍方高層當時還自以為這種處決方式「較為無痛」，是低成本且不著痕跡的「人道處決」。但為避免部分破碎的遺骸，隨著海流漂流到烏拉圭海岸，阿根廷空軍後來還會事先強迫人犯全裸登機，甚至將鐵絲網緊緊纏繞在被害者身上，試圖讓屍體在海中膨脹後被線圈肢解，阻斷沿海漁民辨識被害者身分的可能。

「鉛筆之夜」的悲劇

阿根廷軍政府主要肅清的對象，大多是年輕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有接觸社團與組織運動經驗的一般學生。其中一個最著名的駭人案件，即是1976年9月發生在拉普拉塔市（La Plata）的高中生集體遇害事件──「鉛筆之夜」（La Noche de los Lápices）。

當時拉普拉塔的高中聯合學生會，為了抗議軍政府逕行取消公車學生票優惠，準備透過校園連署，向地方交通局提出請願。但情報部門卻認為學生已被極左游擊隊滲透，因此便綁架了其中10名高中生，對其施以水刑、電擊、飢餓與集體性侵等酷刑，牽連成更大規模的學生冤獄。

在軍方綁架的10名未成年男女裡，只有4名學生事後被轉入一般監獄成為有紀錄的「法定囚犯」，其餘6名同學則在反覆酷刑後「人間蒸發」自此永久失蹤。日後的真相調查委員會，只從刑求檔案裡找到了一份代號為「鉛筆之夜」的指定綁架名單，卻沒有留下流放或處決紀錄，因此至今阿根廷政府都無法確認這6名學生的遺骨下落。

「鉛筆之夜」之所以成為阿根廷白色恐怖的代表事件，是因為其中一名活下來的倖存學生帕布羅．迪亞茲（Pablo Diaz），後來冒著被報復的生命危險在1985年大審上作證，他在審判中聲淚俱下講述著同學們的遺言，以及彼此在人生最後一次見面中，互相訴說的感情告白。撕心裂肺的字字句句，也因此震撼全球。

迪亞茲的證詞與故事，後來在1986年被翻拍成同名的阿根廷電影《鉛筆之夜》，而法庭作證的歷史紀錄，亦在《阿根廷1985》片中有著震撼人心的呈現。但引發阿根廷電影圈熱論的巧思是：當年在《鉛筆之夜》飾演迪亞茲的年輕演員加西亞．平托（Alejo Garcia Pintos），在36年後也出演了《阿根廷1985》──他飾演的是審判法官之一，在迪亞茲的聽證會上，留下了意義深長而沉鬱的一次對望特寫。

正義的難度：軍隊叛亂威脅下的1985年大審判

魏德拉將軍與阿根廷軍政府的恐怖統治，雖鎮壓了民間反對意見，但來自國際的壓力與國內經濟的失控，卻很快顯現軍人獨裁的無能與腐敗。為了轉移內部壓力，軍政府於是在1982年大膽對英國占領的福克蘭群島（阿根廷稱「馬爾維納斯群島」）用兵，震驚世界的「福克蘭／馬島戰爭」自此爆發。不過阿根廷軍政府錯判了美國對英國的戰略支持，也錯判了時任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不惜遠征用兵的政治決心，導致苦吞敗仗。

阿軍在馬島戰役的潰敗與投降，也加劇國內原本就已瀕臨沸點的經濟危機與社會民怨，最終威信盡失且遭遇國際孤立的阿根廷軍政府，只能倉促地宣布「結束國家重組進程」，並同意在1983年重新恢復總統民主直選、以和平方式還政於民。

在和平移交政權之前，軍政府為了保證獨裁眾將能全身而退，埋下多條爭議伏筆。像是在1983年10月的總統大選投票前，軍政府就強行通過了「自我特赦」，提前禁止未來的民主政府追究國家重組程序時期的軍方犯罪，更把軍法體系徹底獨立於司法檢調的管轄權之外，自此軍人犯罪只能由軍事檢察官起訴、軍事法庭審判，試圖用「自己人審自己人」的方式，來阻斷未來轉型正義的可能咎責。

在政權交接的過渡期間，自知統治已進入倒數計時的軍方，不斷透過政治施壓與煽動部隊輿論，散播出「軍心不穩，恐有兵變」的謠言，意圖影響接任的民主政府。於是，以裴隆主義政黨為首的參選陣營，開始主張以「總特赦」作為國家和解的歷史斷點──即徹底放棄對獨裁政權的犯罪追訴，達成一夜歸零式的全面「和解」──但最終贏得大選的新任總統阿方辛（Raúl Alfonsín）卻反對無條件特赦，堅持一定要讓民主政府堂堂正正地調查軍政府獨裁時期的種種暴行與犯罪。

1983年12月，阿方辛正式就職為阿根廷總統，國家自此重回民主掌權的時代，但來自軍方的暗中反對與政變壓力，卻讓阿方辛政府搖搖欲墜──其一方面必須安撫軍方、顧及國家穩定，另外一方面則得以最快時間拿出「轉型正義」的具體成績，否則將無法讓國民信任新政府與民主政治的歸來與重生。

於是，阿方辛迅速採取了一系列果斷的政治策略。他趁著民意支持，讓國會表決廢除軍政府的自我特赦；同時也推動了有限度的司法重整，允許軍事法庭優先調查軍政府的獨裁犯罪問題，但新政府卻保有上訴權，並得在上訴階段轉由司法系統所屬的聯邦高等法院審理，以此解除軍政府留下的自我免責保險。

阿方辛很清楚軍政府的餘黨，不可能用軍法系統起訴自己人，因此在等待軍法委員會的決定前，阿方辛就下令成立獨立的真相調查機構「阿根廷全國失蹤人口調查委員會」（CONADEP），全面統整並蒐集骯髒戰爭期間，數萬起遭到政府迫害、酷刑、殺害、失蹤的檔案資料與犯罪證據。CONADEP蒐集的數萬筆資料，最後彙整成了一份概述軍政府獨裁犯罪的迫害報告《永不再犯》（Nunca Más）。

《永不再犯》此後也成為阿根廷與拉美各國轉型正義的象徵口號。但報告出爐幾天後，阿根廷軍法委員會就對魏德拉將軍等9名獨裁將領做出「不起訴處分」的決定。於是，早有準備的阿方辛隨即於1984年10月宣布「政府上訴」，並將全案轉由聯邦高等法院接手審判。

這時，時代才終於正式讓《阿根廷1985》的故事進入開場。

電影改編的限制？「歷史誤差」引發去政治化批評

「我的母親其實並不支持《阿根廷1985》這部電影的誕生。」

在電影上映成為國際熱議話題後，片中主角──傳奇阿根廷檢察官「瘋子」（El Loco）胡立歐．塞薩爾．史崔瑟拉──他的兒子胡利安．史崔瑟拉（Julián Strassera），接受阿根廷大報《民族報》（La Nacion）的專訪，暢談電影背後、真實的轉型正義歷史：

「她認為，1985年的軍政府大審判對於阿根廷這個國家太過嚴肅而重要，許多當事人現在還活著，但更多政治責任與真相卻尚未能透過那場審判而被追究與公開。因此相較電影改編必定會出現的戲劇化誤差，《阿根廷1985》或許更應該是一套嚴肅考據的大型紀錄片。」

胡利安表示，自己理解為了通俗性與戲劇效果，電影一定會有一定程度的事實改編，但在片中不斷自我懷疑、甚至為了保護家人而不願對妻小說出真相的史崔瑟拉，實際上的性格卻更像是他在法界的綽號「瘋子」，強悍執著到不通人情。

「就算在大審判期間，我家的老爹總是實話直說，無論真相多麼殘酷，我們家都不興『善意的謊言』這套──如果我爸是電影《美麗人生》的主角，那他的真人台詞大概是這樣：『請看，這是集中營的柵欄，納粹把我們關在這、不讓我們離開，動機是屠殺我們所有人。』──他就是會對年幼兒子講這種實話的人。」

事實上，「瘋子」史崔瑟拉之所以成為1985年大審判的檢察官，有偶然也有必然。在軍政府獨裁統治下，史崔瑟拉仍在聯邦司法部服務，他雖然沒有投入反對派運動，卻屢屢與軍政府的冤罪審判作對、從中不斷阻止軍方干涉司法的政治迫害行為。這種不合作的態度一度讓他被軍政府貶官降級，直到民主重返後，新任總統阿方辛才特別恢復他作為聯邦檢察官的職位。

然而《阿根廷1985》在有限的片長篇幅裡，僅能把故事限縮在「軍政府大審」的起訴過程，因此故事收攏的歷史結尾，也就放在「轉型正義得到伸張」的英雄氣氛裡──但已於2015年逝世的史崔瑟拉本人，卻對「歷史接下來發生的事」極為不滿，後來甚至因此怒而辭官。

在1985年大審判中，魏德拉將軍等幾名「頭號罪犯」雖因獨裁迫害而被法院判處無期徒刑，但因高階將領獲罪而導致的「軍隊騷亂」卻隨之而來。許多曾參與軍政府非法統治、甚至奉命執行白色恐怖暴行的現役軍官認為，1985年大審判的有罪判決只是開始、轉型正義的制裁很快就會燒到基層執行者身上；因此從1987年開始，阿根廷軍中也不斷出現自稱為「迷彩者兵變」（Carapintadas）的武裝反叛、甚至政變陰謀。於是為了平息軍隊內部的恐懼與顛覆情緒，阿方辛在1985年大審判後也迅速緊縮轉型正義的政治進程，並接連提出《句點法》（Ley de Punto Final）與《服從法》（Ley de Obediencia Debida），用縮短犯罪追訴期與究責對象級別的方式，「保障」基層犯罪執行者不會被轉型正義進程「牽連」而獲罪。

阿方辛的命令，凍結了阿根廷轉型正義的究責對象與範圍。但徹底的斷點，卻是1990年新任總統梅南（Carlos Menem）上台後，進一步「特赦」魏德拉將軍等獲罪的軍政府將領。憤怒的史特瑟拉為此直接辭去公職，且直到2015年死前，都無法原諒梅南總統與支持特赦魏德拉將軍的裴隆派政黨，阿根廷的轉型正義也自此陷入爛帳泥沼。就算在21世紀後，《句點法》與梅南時代的特赦都陸續被最高法院取消無效，但仍無法彌補自我停滯數十年導致的證據消滅與當事人抱憾逝去。

但愈是重要的真實事件，就愈難避免電影改編中難以避免的「歷史誤差」。例如許多阿根廷歷史學者都批評，《阿根廷1985》為了凸顯史崔瑟拉團隊的「英雄性」，刻意迴避了阿方辛總統與CONADEP對於推動阿根廷轉型正義進程的關鍵角色──如果沒有阿方辛的政治決心與CONADEP在大審之前就已完成的1萬多筆犯罪蒐證，1985年的軍政府大審幾乎不可能有其他機會實現，但在電影中CONADEP的敘述卻只有短短幾個畫面，阿方辛總統甚至根本全無露臉。

於是，這些微小但敏感的關鍵改編，也讓這部「本該對下一代講述政治歷史」的電影，落入了「去政治化」的敏感批評。

轉型正義為何被淡忘，卻又因《阿根廷1985》被重新記得？

但既然如此，《阿根廷1985》為何仍能在阿根廷國內引爆巨大的話題與票房成功？除了創下COVID-19以來最高觀影人次紀錄，阿根廷全國各地都有學校團體、地方社團，自主舉辦「包場公演」，甚至連不曾經歷白色恐怖的年輕世代，也非常積極地在社群網路、甚至是Tiktok上熱絡討論著「骯髒戰爭的歷史」與「何謂轉型正義？」這類嚴肅話題。

對此，不同的分析有著千百萬種意見，但主要的關鍵分成三大因素：

阿根廷雖然不缺轉型正義電影，但很少有這種直球對決的「法庭片」；

上映期間，阿根廷正遭遇舉國憤怒的政治風暴，即副總統克里斯蒂娜．費南德茲（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遭遇刺殺未遂，隨後又因收賄綁標的重大貪腐弊案而遭到聯邦檢察官起訴定罪。這都讓阿根廷社會對政府信任度降至谷底，進而對「追求正義的熱情信念」更容易有投射感；

史崔瑟拉的檢察官團隊，多以20來歲的沒經驗菜鳥為奮鬥主力，史崔瑟拉「不以人菜而廢言」，讓年輕人也能在關鍵時刻成為推動歷史進步的力量，讓未經歷白色恐怖、卻對阿根廷現況感到壓抑的年輕觀眾，更能起到「未來在我」的期待與共鳴。

「但丁（Dante Alighieri）的史詩《神曲》，把第七層地獄留給暴力者、那些使用暴力傷害他人的人。在那個地獄裡，他們淹沒在一條沸騰惡臭的血河裡。但丁的筆下如此敘述這種特定的罪者：『暴君是這些殺戮掠劫的人，他們在此悔恨著自己昔日的無情與傷害。』」在1985年大審判的起訴結辯中，史崔瑟拉留下了一段相當有力的最後演說：「這場庭審與定罪之所以無比重要，是因為作為我們的國家，阿根廷有義務正視這些殘酷的暴行。因為建立和平的基礎，不該利用『遺忘』，而是選擇『記憶』；不該藉由『暴力』，而是訴諸『正義』。」

「這場大審的結果，將是我們的機會，甚至是阿根廷最後的機會⋯⋯我不用標新立異的話來結束這場公訴，但有一句話我特別想引述，因為這一句話屬於阿根廷全國人民──願我們『永不再犯』（Nunca mas）。」

奧斯卡的第三次「阿根廷轉型正義」？

在2023年3月12日的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之前，甫率領阿根廷奪得世界盃冠軍的足球巨星梅西，也在社群網路上公開為《阿根廷1985》喊聲集氣：「讓我們──奪下第三座獎盃吧！」這一方面是呼應2022年世足賽的阿根廷第三度捧盃，二來也是因為如果《阿根廷1985》如願抱回小金人，就將成為史上第三部贏得奧斯卡的阿根廷電影。

在此之前，阿根廷電影曾以《官方說法》（La historia oficial）與《謎樣的雙眼》（El secreto de sus ojos）兩部作品，先後於1986年與2009年獲頒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但更有意思的是，與《阿根廷1985》一樣，這兩部得獎作品都是以阿根廷骯髒戰爭為主題的「轉型正義電影」。

1986年得獎的《官方說法》，敘述的是一對平凡的阿根廷中產夫婦，在骯髒戰爭中收養了一名身世不明的小女孩。但隨著真相的到來，主角卻發現自己的「新女兒」其實是軍政府從政治犯家庭強制帶走的失竊嬰兒──這讓主角夫婦兩人對於女兒身世之謎開始彼此猜忌，甚至引爆不可挽回的殘酷裂痕。

《官方說法》的劇情也是以真實故事為改編。因為在骯髒戰爭期間，許多獄中生產的婦女或被控為政治犯的年輕家庭，家中的幼兒都會被軍政府「強制沒收」，轉由忠於軍方思想的忠誠家庭「接手領養」，以作為政治犯後代再教育與思想改造的社會實驗。許多人終其一生只能活在政治謊言之中，永遠無法與自己的原生家庭與父母相認。

事實上，《官方說法》拍攝於福克蘭戰爭之後、1983年總統大選還政於民的軍政府最後時期。儘管當時的獨裁統治已進入過渡階段，但拍攝敏感且極具控訴性的政治題材，仍讓導演與劇組冒著生命危險。不過當本片祕密拍攝結束時，軍政府就已經垮台，因此本片也成為阿根廷轉型正義電影的第一波高峰。

另外一部代表作則是2009年的《謎樣的雙眼》，其敘述復仇與真相追尋故事，則更為戲劇化而直接。雖然《謎樣的雙眼》故事設定在軍政府政變奪權之前的1974年，但當時魏德拉將軍的軍方部隊已收到政府命令，開始暴力鎮壓國內異議團體。因此儘管它對歷史罪責的陳述並沒有《官方說法》與《阿根廷1985》那麼直接，但這部作品也被視為骯髒戰爭年代的轉型正義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