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特艾格计划的迷思

讀建築的第一年，教授在課上放了普魯特艾格的紀錄片。看過這個紀錄片的人很難不爲受訪者的敘述感到動容。你看得出采訪中他們對過去的緬懷，你看得出他們曾經擁有的、對未來的希望，以至於僅僅是談到剛搬進去那年的聖誕夜彩燈閃爍，僅僅是談到完整的床鋪和房門，他們的臉上都會洋溢起笑容。對於經歷過戰爭、浸透在無窮的抑鬱和貧窮裏長大的人們來説，希望是一種奢侈的情感。

當時的普魯特艾格就曾賜予一萬多名窮苦居民以短暫的希望。那裏曾是無處可歸的農民、移民在偌大的城市裏唯一的落脚之處。在那裏，他們第一次享受到跟富人一樣的景色。

三年後重看這部紀錄片，我對它的轟然倒塌以及一切事出的有因有了更深的認知。這篇評論即對内容復述與總結。

普魯特艾格的倒塌并不僅存於那張著名照片所記載的一瞬間；倒塌在建成的第一天就悄然開始了。1949年的住房法案通過後，在政府的資助下，原址上的貧民窟被統一拆除。普魯特艾格在原貧民窟上拔地而起，是聖路易斯戰後重建的重要一環。

普魯特艾格計劃是政府出資建造的公共住房。而“公共住房”這一概念本身就與美國充滿矛盾，甚至被視作共產主義對自由市場的侵蝕。銀行和房地產自然不會輕易對威脅他們利益的項目妥協，並提出了他們的要求：維修費用要由居民承擔。這些本就貧困的居民每月依靠補助金才能勉强過日子，無疑支付不起高額的維修費。

與此同時，因爲全國性的pro-suburban政策，普魯特艾格建成的年份正是城市人口達到頂點、中產階級和工作機會向郊區逆流的時期，只有支付不起通勤費用的工人留在城市。因此需要住在普魯特艾格的人越來越少，而沒有離開的，都是不得不留下的人。一種錯位形成了：最需要工作的人被困在了沒有工作的地方。

1954年，也正是反歧視法出臺的一年。在此之前，公共住房本身就是實行種族隔離的工具。雖然種族隔離被下令禁止，但種族歧視依然在普魯特艾格住房規章中一覽無遺。當住房不再能被按照黑人區/白人區來劃分，結果就是白人選擇搬出原在的社區，反歧視法反而使這片區域的種族隔離愈演愈烈。紀錄片中，“控制”一詞反復在敘述者的口中出現。建立在不平等條約之上的住房無異於監獄。在舊貧民窟的廢墟上，新貧民窟就這樣形成了。

貧窮是惡性循環，也是無底深淵。沒有錢導致教育水平低下，進而導致一系列暴力行爲。而收租者與租戶、討債與欠債、白人與黑人的權力差更是促成了滋生暴力的環境。《掃地出門》裏，馬修提到過處於貧窮是一種狀態，處於這個狀態裏的人會做出他人無法理解的事：例如用盡一切手段只是爲了得到一點錢，而在窮到下個月就要被趕出廉租房時，卻寧願把身上的閑錢全部花掉。在紀錄片裏我看到了相似的證據：他們輕易地犯罪，恰恰因爲他們一直處在貧窮的狀態裏，沒有什麽好失去的了。同時在貧窮中滋生的還有憎恨，憎恨造成了暴力的進一步升級。

終於，1969年，游行抗議發生了。公共住房的居民們爭取到了他們所要求的住房條件，但勝利卻是短暫的：長久以來不經維護的基礎設施即將隨著房屋一起走向終結。

隨著城市人口的進一步流失，普魯特艾格空蕩的住宅樓成了毒販的首選。原先為人口過多準備的巨大體量如今成爲了罪犯最理想的藏身之處。房屋的破舊程度和社區的危險程度一起上升，面對這樣一番景象，人們陸續離開了。這場從第一秒就注定是悲劇的悲劇落幕了。正如其中一位敘述者所説："The party is over."

每一場拆除，住戶仿佛總是替罪羊：他們的低素質和房屋的損壞很容易被聯係在一起，人的直覺也總是傾向於把他們的行爲脫離于語境來分析。而事實是，他們是最沒有能力反抗降臨在他們身上的污名的人。他們已經將所有的力氣都花在“活下去”這一件事情上。這場悲劇裏，沒有人是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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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份給anthro課做的analysis